管理對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比科技更重要。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要高度重視管理工作的改革和創新，打破思維定式、管理定式，促進管理的因時制宜和與時俱進;立足全局，樹立問題意識，善于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找出解決問題的新途徑。

　　曾有哲人論斷，管理對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比科技更重要。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要高度重視管理工作的改革和創新，打破思維定式、管理定式，促進管理的因時制宜和與時俱進。

　　改革開放后，企業管理、社會管理、教育管理、文化管理、民生事業管理等都汲取了外國的好經驗，取得了重大突破和進展，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是，由于快速發展和管理改革的快速推進，社會上也出現了不少新矛盾，面臨諸多新問題。2010年4月面對校園血案的發生，我曾向中央提出了“從校園之外構筑校園平安”的建議，得到了胡總書記的批示。與此同時，反思了校園血案發生的深層次問題，可以概括為七個不能持久和八個必須轉變：

　　“七個不能持久”是：依靠國外市場、產品外銷為主不能持久;依靠農民工低工資、靠廉價勞動力參與國際競爭不能持久;產品技術落后，附加值太低不能持久;對國外技術依賴度過大、自主品牌過少不能持久;粗放經營、高消耗、低產出不能持久;二氧化碳排放過高，耗能過大不能持久;污染環境、損壞生態嚴重不能持久。

　　“八個必須轉變”是：中西部發展滯后，區域發展差距過大必須轉變;農村一家一戶經營模式落后，城鄉差距嚴重必須轉變;城市化推進不力，城市化率過低必須轉變;勞動分配比重過低、基尼系數過大必須轉變;服務業發展緩慢，第三產業比重過小必須轉變;社會保障滯后，公共服務不公平必須轉變;民生問題突出，住房、教育、醫療服務同百姓收入脫節必須轉變;文化發展重視不足，文化產業滯后必須轉變。

　　為了解決好這些問題，中央提出了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的新戰略，從戰略高度對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為此，在社會加速變遷情況下，管理工作必須擔當起改革的新使命。作為管理科學家，必須要立足全局，樹立問題意識，善于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找出解決問題的新途徑。

　　根據本人的研究，我們的管理學，當今面臨的主要問題：一是需要改變就事論事的管理和創新，強化管理的全局意識和統籌觀念;二是需要對改革的限度進行考量，防止一種傾向引發另一種傾向;三是要高度重視對公權利的限制，嚴防腐敗發生;四是要正確對待利益博弈帶給管理的干擾，堅持為廣大百姓服務的方向;五是要加強網絡應用，把信息化融入管理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只有針對這五個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找出有效的管理辦法和措施，中國的管理才能上升一個新臺階，才能完成新時期的管理的責任和使命。

　　轉變就事論事的管理思維，強化管理的全局意識和觀念

　　孫子兵法曰：“不謀萬事者，不足謀一事;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這既是尊重客觀規律的重要論述，也是管理工作的重要指南。世間萬物都是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我們不論做哪方面的管理，都要既關注周邊事物可能帶來的影響，也要關注可能帶給周邊事物的影響。僅就事論事，就管理論管理，而不考慮外圍環境和全局情況，不僅難以把自身的管理做好，而且還可能給外圍環境造成危害。

　　例如，對煤變油的管理，由于一開始不注重全局利益，而是單純追求能把煤變成油就是成績，直至出現了一些企業不顧客觀效益的煤變油的推廣熱潮。當時我到神木去訪問總理剛考察過的一個煤變油的大企業，當我問及煤變油的能量轉化率時，一位總工程師告訴我是42%。煤當中蘊藏的能量，經過煤變油的轉化，有58%被消耗在這個過程之中了。我是長期從事工業生產管理工作的，當我聽到這一能量轉化率如此之低時，感覺到這一技術尚不成熟，還不能推廣，此后“煤變油熱”逐漸冷卻下來。這件事說明，我們的管理工作是存在就事論事的問題的，不注重解決這樣的問題是不利于國家發展的。

　　前些日子，我參加會議討論民辦教育和職業教育問題。據我在國內外的大量調查發現，我們國家民辦教育和職業教育地位極其低下，在民辦教育方面，中國既沒有一個學校能享有美國哈佛、哥倫比亞、英國劍橋和牛津、日本早稻田等這些大學的崇高地位，相反民辦教育有不少已經因其地位過低而難以為繼。在職業教育方面，從招生開始都得讓一、二、三本先招生完了，職業高校才能招錄，職業高校畢業生不能報考公務員等，已經把職業教育的地位降到了全社會都另眼看待的最底層。但是，我們在會上根本不能面對主要問題，而是就事論事的做一些細節的改革。我引用趙樸初先生講過的一句話來形容哪些就事論事的教育改革試驗：“腦袋都沒了，哭頭發有何用?”不立足大局，所做的就是論事的改革，根本解決不了當今民辦教育和職業教育面臨的嚴重問題。

　　再就是城市房價過高、城市化難以推進問題，也是住房建設管理方面缺乏全局意識和較少統籌觀念造成的。本來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農民人口占到70%以上，要推進現代化建設就一定要推進農民變市民的城市化，住房建設作為農民變市民和實現安居樂業的基本條件，應該是很早就需要統籌考慮的。但由于管理上只注意到城市怎么現代、房產怎么發展、政府收入怎么改善，而對農民變市民的城市化欠考慮，從而導致了房價無限高企、城市門檻越來越高、城市化越來越難、城鄉差距越來越大。

　　這些案例，說明了我們的管理因缺乏全局意識，缺乏整體統籌，引發的不良后果是十分突出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為了推進科學發展必須更加自覺地把統籌兼顧作為科學發展的根本方法，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正確認識和妥善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關系，統籌改革、發展穩定;統籌內政、外交、國防;統籌治黨、治國、治軍;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各方面利益關系。我想，所有這些統籌既是對管理工作的新要求，也是真正搞好管理工作的基本保證。

　　對管理改革限度進行考量，防止一種傾向引發另一種傾向

　　中國漢語中，用度組成的詞有很多，長度、寬度、深度、廣度、溫度、濃度、透明度、對比度等等。物質有度、精神有度、科學有度、法律有度、民主有度、自由有度，可以說凡是存在都有度。管理的改革也不例外，同樣存在著管理度。管理的改革既不能過左，也不能過右。過右了會出現管理松弛，造成管理混亂，過左了會束縛人的手腳，限制人的創造力，阻礙科學發展。

　　總結30多年來的管理改革，凡是做得好的就是較準確的把握了管理度。但是，由于快速發展，往往也有明顯的矯枉過正現象。為了科學發展搞好發展方式的轉變，十分需要對那些管理度過了的地方進行必要的調整，使其能夠因時制宜。

　　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提出了讓少數人和少數地區先富起來，這在資源緊缺，競爭意識淡薄的情況下是十分必要的，為了改變吃大鍋飯的習俗和促進競爭，一定要強調效率優先，這樣的指導思想為我們改變落后面貌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謬達爾所言，不均衡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必須要在政府的干預下推進均衡發展，防止兩極分化出現。為此，進入21世紀后，我們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東北工業基地振興和中部崛起等策略，但由于后發地區已經失去了東部發展時的賣方市場的好時機，在買方市場的制約下仍然步履艱難。

　　管理對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比科技更重要。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要高度重視管理工作的改革和創新，打破思維定式、管理定式，促進管理的因時制宜和與時俱進;立足全局，樹立問題意識，善于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找出解決問題的新途徑。

　　由此造成的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人均收入差距都處于世界的前列，這不僅造成內需不振，抑制了可持續發展，而且也給社會管理帶來了諸多負擔。

　　又如當年提倡的包產到戶和對安徽鳳陽小崗村精神的大力弘揚，這不僅激發了中國農村改革，也較快的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和中國的吃糧問題。但是，沒想到這樣一種傾向的出現，也引發了另外一種傾向，至今30多年了，中國農村一家一戶的經營體制依然穩固如山。世界上的經驗證明，農村經濟要發展必須要走合作化和集約經營的道路。為此，遠在1953年，中國就倡導了農業合作社，只是急于求成出了問題，但不等于說合作化的道路有什么錯誤。改革開放后農村涌現出的光輝典型，江蘇華西村、河南劉莊等，實際都是農民合作組織與市場對接的產物。因此，我們管理的改革，一定要關注一種傾向掩蓋的另一種傾向。在今天的農村發展中，要重視改革一家一戶的經營體制，倡導農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組織的建立。不要過分提倡大企業走進農村兼并土地，要把農產品(000061,股吧)加工、運輸、銷售的利潤留給廣大農民，農民富了，才有走向城市和融入城市的承載力，我們的城市化也才能更好推進。

　　管理學不僅要學外國的好經驗，而且要繼承中國的好傳統，孔子在《中庸》一書中講到：堅持原則，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對矛盾折中、致和，追求中正、和諧，與時俱進。我認為這都是搞好管理的目標和責任。

　　要高度重視對公權力的限制，嚴防腐敗多發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紀委二次會議上指出，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使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這既是對我們的管理學提出的新要求，也是管理學面臨的新任務。

　　有人說，當今社會上出現的各種重大問題，幾乎都是腐敗造成的，而腐敗的發生又都與管理不善直接相關。在2009年1月至2011年7月這兩年多的時間里，全國檢察機關查辦的貪污賄賂犯罪大案67968件，其中百萬元以上占5221件，千萬元以上391件，涉嫌犯罪的干部處級以上2524人、廳局級198人、省部級7人。買官賣官、地產開發、金融賄貸、工程承包、行政審批、稅收征管、司法審判、工商管理、招標采購、入學就業、工作調動、檢查評比甚至足球裁判等如此廣泛的社會管理領域所暴露出的大量貪污挪用、監守自盜、損公肥私、化公為私、揮霍浪費等，都說明我們的管理出現了黑洞。管理的不到位，管理的失職、瀆職以及管理的不規范、不完備、不真實、不公開，都為腐敗犯罪敞開了大門。

　　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曝出溫州120的問題。病人家屬撥打120請救護車帶病人向杭州轉院時，來了一輛“假救護車”，這輛車因呼吸機不能用，重病號不得不想辦法向有關方面報案另想辦法。結果發現，這個“假救護車”是一個高價車，每公里10元錢，溫州到杭州要花幾千元的車程費。當進一步調查，為什么打“120”會派來假救護車時，發現是掌管120派車權的人有意這么安排，旨在從中提20%的車程費，以飽私囊。如此一個小小的公權力，為了個人得利，就可以置病人的死活于不顧。由此可見，當今加強對公權的管理該是多么的必要。

　　不久前我到土耳其調查食品安全的管理時，他們農業部的官員講，重點是狠抓糧油食品的標準化。當被問及如何看待綠色食品及有機食品的認證時，他們認為，他們國家還沒達到這個發展階段，還沒有開展這方面的工作，他們主要工作是保食品標準化和全民的食品安全不出問題，而且也基本沒問題。根據我們的了解，土耳其居民人均年收入12000美元，比中國高很多，為什么他們還沒有發展到大量認證綠色食品、有機食品階段，而我們卻到了大量認證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的階段呢?我們不僅用了大量的精力認證綠色食品、有機食品，而且在大量認證綠色和有機食品產區、綠色和有機企業、綠色和有機商店等。相反，關系廣大民眾的食品標準化反被嚴重淡化了。更有不少有權、有錢的單位在大搞自己的綠色食品基地，嚴重弱化了對最廣大食品生產的管理和監督，致使食品安全問題越來越嚴重，越來越突出。所有這些，都說明我們管理方面對公權約束的欠缺，使得部分人、部分單位對五花八門的認證產生了興趣，更使此中的腐敗得以盛行。

　　因此，我們的管理工作，必須認真限制公權的泛濫和私用。只有把權力關在籠子里，才能滌蕩腐敗之因，才能減少腐敗發生。

　　正確對待利益博弈的干擾，堅持為廣大百姓服務

　　當今管理改革遇到的最大難題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干擾和阻攔，我們不是說不考慮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問題是既得利益者話語權過大，往往會使應該進行的管理改革不能推行。

　　例如，異地高考難以推動的問題，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攔造成。北京在異地高考方面雖有讓步，但只能讓農民工子女在京報考職業學校，完全堵塞了異地報考子女的上升道路，這是何等的不公平!資料顯示，1996年至2003年，中國耕地由19.5億畝下降到18.5億畝，7年減少了1億畝，1980年至2010年，城市區域面積由5000平方公里上升到4.6萬平方公里，面積增加9.2倍，而同期城鎮常住戶籍人口僅從1.9億人增加到4.6億人，城市化率僅有35.3%。很多城市的政府都是把從農民手中得到的便宜土地拍賣給地產商，將所得大批收入用于推動城市改造，并選擇向高端發展，在高端設施、高端產業方面進行全面規劃、全面投入，推進了城市的高檔化、貴族化，更氣派、更豪華。迄今中國的摩天大樓已經超過1000座，遠遠超過美國的436座。我們的農民工和農民出身的大學生有兩億多人，他們大多分布于大城市。這些農民工和農村走出的大學生，幾十年來不僅為這些城市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已經在這些城市生活二十年左右。有的人18歲就進北京了，現在孩子都20多歲了，仍然沒資格落戶北京。他們不僅工資低，而且多蝸居于地下室、城中村或是城鄉結合部。更可怕的是，在做教育調查時，發現義務教育階段農民子女占80%，也就是說整個國家15歲以下的人口中，80%是農民!就這樣，我們還有一些既得利益者狂喊什么“農民工不愿進城”，甚至用統計方法的改變，大講城市化一年一個百分點，以此來阻止農民變市民的城市化的順利推進。

　　此外，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土地占補平衡指標的異地使用，這也是強勢壓弱勢，既得利益集團阻攔管理改革和阻攔發展方式轉變的又一表現。本來經濟的發展是由經濟要素的高勢能地區向低勢能地域流動的，土地占補平衡指標的異地使用，就等于剝奪了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機遇，會進一步拉大地區差距，使富的地區更富，使窮的地區更窮。二是過分強調把農戶的宅基地作為城市發展用地的主要來源。一些地方為了擴大城市規模，不惜用各種手段低價占有農民的宅基地，有的則把農民趕上高樓，并很少給農民留下生活空間。如此的利益博弈，嚴重干擾了正常管理。基于此，我們的管理工作，必須要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竭力排除利益博弈的干擾;必須按照習總書記的要求，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我們管理工作的奮斗目標。

　　要加強網絡應用，把信息化融入管理的各方面和全過程

　　由于計算機研發和衛星技術的突破，以及光通訊技術、芯片技術、軟件技術的問世與快速提升，特別是龐大無比的網絡技術的方興未艾，已經把整個地球上的各個國家、各個行業和家家戶戶連接到一起。

　　管理對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比科技更重要。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要高度重視管理工作的改革和創新，打破思維定式、管理定式，促進管理的因時制宜和與時俱進;立足全局，樹立問題意識，善于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找出解決問題的新途徑。

　　歷史上沒有哪一項發明，能有如此大的威力和作用，可以使人類在極方便的條件下進行交流和溝通。

　　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已經大大推動了全球一體化，在文化、技術、信息的傳播和交流方面，已經消除了距離遙遠的鴻溝，打破了森嚴壁壘的國界。信息網絡技術在管理工作方面的滲透，不僅極大提高了知識技術和文化的快速擴散，極大的提高了人們的工作效率，降低了工作成本，而且還改變了經濟發展模式、企業管理模式、政府辦公模式、文化傳播模式、教育講授模式、安全控制模式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

　　因此，信息和網絡技術向管理學的方方面面和全過程進行滲透和融入，必將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牽引機和推進器，對提高效率和效益將不可低估。事實證明，凡是信息技術普及較好、網絡應用較為普遍的地方和企業，就一定是經濟快速發展、市場更加繁榮，工作更有成效的地方和企業。相反，一些不重視普及和應用信息技術的地方和企業，一定是發展沉悶、進步緩慢、經濟落后的地方和企業。

　　正如美國銀行家格林斯潘所言，美國近30年來經濟發展的源動力是計算機、電信和互聯網。為此，我們的管理學，一定要高度重視信息網絡技術的應用，重視對三網融合、云計算、物聯網的推動，把信息化融入工業現代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

　　據調查，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地區差距過大，再加上財政投入和金融施貸的重富輕貧、重大輕小、重錦上添花輕雪中送炭，造成我們信息技術的傳播與普及差距甚大。中西部一些省份由于教學設施差，信息課程中計算機缺乏，致使一些學生小學畢業了沒見過計算機，高中畢業了不會用網絡。這樣的問題，不僅是影響了很多孩子的進步，而且也影響這些地方經濟實力的提升。作為管理學家，為了推進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搞好區域統籌、城鄉統籌，就一定要抓住信息與網絡在管理上的應用這個抓手，大力推進城鄉戶籍管理網絡化、公共財政管理網絡化、教育管理網絡化、醫療服務網絡化、物流運營網絡化，這不僅有利于統籌發展、科學發展、提高效率和效益，而且有利于改變二元結構，促進財政使用公開透明，減少腐敗發生。總之，有利于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