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對企業家期望越來越高，希望他們既要為歷史負責，又要為未來負責。而他們的難題在于，既不能無視公眾的期望，又要讓自己和公司不會為期望所壓倒

　　【《中國企業家》】(文_何伊凡)最近熱議話題是企業家是否應談政治，是否應該在商言商。這場爭論的起點毋需贅言，而爭論過程逐漸成為用各種比喻裝飾的修辭戰斗，其中不乏抽離了具體語境，僅抓只言片語的互相攻訐。

　　在我看來，“企業家是否應談政治”是個偽命題，政府是要素資源的擁有者和政策制定者，連北京的出租車司機和居委會大媽談起政治都滔滔不絕，何況企業家。“是否應該在商言商”也是個偽命題，試看重慶的案例便知，如果商人真的能以市場法則應對一切麻煩，“在商言商”，那將是社會的巨大進步，要想“在商言商”，先要實現“在政言政”。

　　換一個角度看，這又是兩個真命題，因為其背后折射出真實的社會情緒，這亦是企業家與政府，與公眾之間扭曲關系演進所引發的必然討論。中國經濟改革起步就帶有濃厚的“政治破冰”色彩，第一代企業家從舊體制中破繭而出，政企關系微妙復雜。最近有很多盤點，羅列柳傳志、王石、王健林、馮侖、梁穩根等企業家對政商關系的表述，據此分別貼上“犬儒”“智慧”“保守”“激進”的不同標簽。實際上他們精神內核的相似度，遠遠大于表面的差異度，這些表述，從不同側面寫成了一部無奈卻又實用的“中國式企業生存哲學”。和君創業總裁李肅先生在其著作中曾有這樣一段論述：身為企業家者必須明白，“時代”是不會錯的，“政治”也是不會錯的，在這“永遠不錯”的強大時代與強大政治面前，企業家該當如何?可能唯一有意義的，就是調整自我，修煉自我，警覺自我。

　　再看企業家與公眾的關系，過去三十多年中，“創富熱”與“仇富潮”時常交替，甚至同步發生，中國改革就在這種沖突中做螺旋運動。政商互動關系，確會變形為官商勾結和權力尋租，當公眾需要一張臉來掛上魔鬼的面具時，企業家往往就提供了這張臉。

　　看似“永遠不會錯”的時代與政治，也在不斷進化。從早期對先富者輿論討伐，“姓資姓社”爭論，清算“原罪”思潮，到今天關于“在商言商”的激辯，會發現社會對企業家期望也越來越高，不再是簡單的指責與詬病，而是希望他們既要為歷史負責，又要為未來負責。與此同步發生的是，企業家漸漸產生了階層自覺，近年來，以企業家為主體，形成了各種圈子和團體，正是這種階層自覺，更讓人覺得他們作為一個群體，應該站在舞臺中心位置成為公眾利益的代言人。

　　矛盾之處在于，當前一個界定清楚，并且受到保護的產權體系尚在建設中。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關注度提高、話語權放大，以及抱團行為，也會讓他們的一言一行更加敏感，他們既不能無視公眾的期望，又要讓自己和公司不會為期望所壓倒。

　　個人認為，企業家應該更積極參與公共生活，正如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說，“企業家”不僅在于找到或創造新事物，而在于用它會為社會集團留下深刻的印象，從而帶動社會集團跟在它后面走。過往的歷史也證明了，他們并非僅是風云變幻被動的承受者，也是奇跡的締造者，如今，他們可以在商業以外更廣闊范圍發揮作用，無論慈善公益，或是讀書會這種啟蒙性活動，都是一種行動。

　　至于是否要用“談”或者“言”的方式，則屬于個人因時因事的選擇，當前并不適宜用或褒或貶的簡單調子來詮釋這一群體，將三維世界強拉成二維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