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奇妙的現象，歷史越是久遠，就越是清晰。蓋因當局給歷史披上的面紗逐漸褪去了，時間還了歷史真實的面目。

因為這個緣故，那些壽命比較長的人，對一些歷史的變遷，會在心中生起一些微瀾。有的甚至在心靈深處激起驚濤駭浪，沖擊著他的是非判斷和價值觀。

我們有位領袖，是億萬人民心中美德的化身。最近有人翻歷史說，文革中大量拘押逮捕文件的最后簽名者，就是這位可敬的領袖。于是有人抨擊說，為了保自己的位置，助紂為虐，不惜讓別人流血喪命，非君子也！

看到這樣的信息，像在下這樣年歲大一些的朋友難免震驚，就好比虔誠的基督徒聽人說耶穌也曾偷竊一樣張皇失措。

是不是真實？其實沒有追究的必要。想必是有這種可能。文革時，我們這位領袖主持日常工作，他不得不支持文革，違心干這些壞事也是在情理之中。記得文革之后，鄧大人就此說過一番話，說老兄干過一些違心的事，但全國人民原諒他。

相信大多數過來人是抱持這種寬宥的心態。只是，心中的那座豐碑不像過去那樣高大圣潔了。

這幾年，一大批高官被押上審判臺。老百姓在鼓掌的同時也產生困惑:我們這個國家怎么啦？有些朋友嫉惡如仇，困惑之后便是排斥，便是憤懣，便是對官場的全盤否定。

問題在哪兒？不在官員做了什么，而在我們過去為領導人宣揚了什么。

我們中國有以吏為師的傳統。做官的，不僅是社會的管理者，還是道德的教化者，各級官吏也很享受地擔當起道德教化的責任。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多年來我們的輿論導向習慣于歌頌領導，美化領袖，給老百姓一個美好的印象，似乎做官的尤其領袖們都品德純潔道德高尚。于是，老百姓很自然要求做官的言傳身教，做出好樣子。

而事實上，做官的也是人，而且因為他們職業的特殊性，他們的行為比老百姓更容易偏離道德。

一個最簡單的事實是，政治家為了獲得權力，不管是求助于暴力還是求助于選票，都會絞盡腦計，在公開場合滿口仁義道德，私底下全是計謀和韜略，甚至是無情的殺戮。獲得權力之后使用權力，更要有平衡，有妥協，有交易，有取舍，必要的時候為了大局為了長遠為了只有政治家自己心里清楚的偉大目標而犧牲無辜。這些內幕，與公開倡議的仁義禮智信風馬牛不相及。人們總是歌頌華盛頓，歌頌曼德拉，歌頌甘地，其實誰又知道這些政治家的另一面呢？沒有另一面么？不可能，除非他不是政治家。即便販夫走卒，也有隱私呵！

西方人很實際，他們不認為做官的就一定比老百姓高尚。他們認為人性本惡，在沒有監督制約的環境里，誰都可能成為野獸。基于這樣的判斷，在西方人的眼里做官不過是一個職業而已，并不神圣。而且因為手中握有公權力，是一個很容易傷人的職業。于是他們千方百計用條條框框限制公權力，像防賊一樣提防著他們，防止公權力這只老虎傷人。因為不神圣，沒有耀眼的光環，做官的犯點什么錯，出點什么丑都沒關系。克林頓總統搞個實習生被迫向全國人民道歉，大家笑笑，根本不會引起恐慌。

有了這樣的對比，我們就知道，官方不該把官員宣傳成道德模范，我們老百姓更不該把官員想象成道德模范，應該把他們當做普通人。怎么評價他們？沒必要用道德的標高來衡量，只看他們是否盡責，是否守法，是否兌現了上臺時的承諾就行了。如此，老百姓不困惑，做官的也輕松。

民國以來講開民智，一百余年了，民智遠未盡開。當一個民族還是要靠楷模來引導生活，這個民族是沒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