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破舊立新的1917年，由愛國民主人士楊杏佛、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先后執掌教務，開創出中國最早的商科教育;前身為上海商科大學的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作為引進“貝先生”的先驅之一，如何仍在堅信“通商救國”可以走向現代?如何瞄準世界一流商學院目標，緊隨國際現代高等商學教育步伐，創新商學院建設，培養有能力有擔任的商業領袖人才?為何他們認為中國商學院發展史與世界同步?東西方對商科教育的最高追求是什么?為何會有如此多違背商業道德的事件發生?網易財經專訪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駱玉鼎。

　　第一節 中國商學院的教育實際比美國開展得早

　　有資料顯示，中國的商學院發展歷史，要比許多歐美著名的商學院創立都早，成立于1921年的上海商科大學就是其中之一。駱玉鼎認為，雖然中國還沒有偉大的商學院出現，但一流的商學院已經可以看到。現在商學院面臨的一個共同挑戰，是如何把商科教育跟企業實踐更好的結合起來，實現對商業文明的推動，提升自身發展的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網易財經：駱院長您好，中國的商學院發展史也就僅僅二十年的時間，但是中國的商科教育在近代就已經有了，這其中就包括我們上海財經大學的前身上海商科大學，您能簡單的給我們網友介紹一下嗎?

　　駱玉鼎：財經大學的前身最早是在1917年，由南京高等師范學院在上海創辦的商科，到了1921年改成叫“上海商科大學”再到1932年變成叫“國立上海商學院”，中國的商學院的歷史，我們最早實際上已經可以追溯到1921年那個時候了，到今天已經有90多年的歷史了。

　　這個情況實際上在國外的財經教育界也是認可的。，比如在2010年，ISSB他們發布了它的全球化報告，管理教育的全球化報告，在這個報告當中專門寫到“美國的若干著名的商學院還沒有成立的時候，在中國，在上海，已經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商學院”，這就是“國立上海商學院”和“上海商科大學”。

　　網易財經：現在國內的商學院發展比較迅速，但是跟國外相比我們的差距還是很大，您認為這是什么原因導致的?

　　駱玉鼎：這個原因就復雜了，實際上高等教育，或者高等商科教育，它的發達程度，它的決定因素非常之多，我們跟我們的經濟的發展的程度，跟我們的教育的制度，跟我們政治的制度，跟我們的社會環境各方面都有聯系的。

　　實際上中國的高等教育經過了比較長的一個中段的時期，所以的話實際上是從1979年，1978年那個時候，高等教育整體上才重新煥發它的生命力，在這個過程中，商科教育得到第二次發展的時間當然就更短一些了。

　　網易財經：現在很多人都在談怎么建中國的一流商學院，您覺得對商學院來說，他們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駱玉鼎：我覺得是對商業文明它的貢獻度，它不是具體的一個小道，一個小的商業的技術，不是公式，不是模型，它一定要承擔起這個道義來，這個道義就是商業文明，這是非常重要的，凡是著名的商學院的話，它一定對商業文明是有特別大的貢獻的。

　　網易財經：我們現在有一流的商學院了嗎?

　　駱玉鼎：國內尤其是在最近20年來，應該講商學院的發展取得了非常(令人)矚目的一個成績，但是你要說哪一所，已經非常大的促進了商業文明的發展，現在看來還為時可能還尚早，我們遠遠沒有達到這個政府、企業和學界三分天下，三足鼎立的這么一個狀態，這樣的話，我覺得還不能稱為我們就已經有了偉大的商學院了，所以我覺得還需要努力。

　　不過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已經看到，有一些商學院已經發展得不錯了，甚至在國際上的一些排名當中也名列前茅了，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我們欣喜的。

　　網易財經：您指的這個可以舉個例子嗎?比如說?

　　駱玉鼎：從教育界的這個看法來看，中歐的這個做法可能更受大家，更受尊重一些，因為它比較嚴謹，而且它的標準也是國際化的，我們也為我們身邊有這么優秀的商學院感到非常的驕傲。

　　實際上我覺得中歐、復旦、清華、北大、交大、甚至同濟、廈大、武大、浙大，各個商學院都有它們自己的一些特色，我們在這個交流過程當中，實際上學了不少的東西，而且我覺得國內的商學院的生態這個比較好，就是商學院和商學院之間，雖然有激烈的競爭，但是我們并沒有于鄰為禍，去攻擊別的商學院，反倒是我們相互一起共同的把商學院這個事業給它做大。

　　比如舉個例子來講，我們有一個非官方的一個半官方的一個組織，叫全國MBA教育指導委員會，在這個指導委員會的指導之下，我們東部的院校還對中西部的院校實施援助，幫助他們培養商學教育，大家齊心協力的共同把商學院的教育做好。

　　網易財經：在我們這種體制內商學院占主流的環境之下，您覺得我們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有沒有遇到一些大的挑戰呢?

　　駱玉鼎：商學院面臨的挑戰，我覺得就是各種各樣的情況都有，不一而足，因為我們實際上現在有，至少有三種類型的商學院存在：一種是獨立的商學院，第二類就是綜合性大學的商學院，第三類就是財經類院校的商學院，這三類商學院所面臨的問題，面臨的挑戰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共同點，就是如何把商學院教育跟我們的企業的實踐，怎么節它緊密地結合起來，這是所有類型的商學院都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也是全世界商學院面臨的一個共性的問題。

　　第二節 東西方商學教育的最高追求是一致的

　　商學院是修身養性的地方，不是簡單的交友俱樂部或者圈子，駱玉鼎認為，社會的浮躁時常會使人麻痹，所以來商學院吸取“正能量”是正確的選擇。對于很多人質疑的商學院教育是否需要愛國精神，他認為，西方商學院做得比國人還厲害，對國家、對整個社會的擔當意識一點不比中國人少。縱觀全局大家的追求其實都是一致的。

　　網易財經：據我所知很多去商學院學習的人，他本身的目的可能除了學習之外，還有一種結識人脈，加入某種圈子的這樣一個目的，您覺得這正常嗎?

　　駱玉鼎：參加一個學校的學習，人他的需求都是多方面的，如果純粹要把本著這種目的來讀書的人選出來的話，這個是很困難的，在商學院的教育界有一個玩笑話，這是從哈佛大學首先傳出來的，說這個商學院教育，尤其是MBA教育，它稱為叫3S，第一個叫Sleeping、Study然后是Social，也就是說他要睡覺，要社交，然后第三才是要學習，這個從負面的情況來看的話，大家可能覺得，哎呀，商學院教育也無非如此，好像玩一玩、樂一樂、交交朋友，然后順便的再學習一下。

　　可是仔細一體會的話，我們發現這個3S還不像表面所講的那么膚淺，休息，sleeping休息，這是很重要的，在什么樣的環境下去休息，這個更重要了，那么我們會看到，在中國這個佛教的傳統里頭，這個禪宗其實他們有一種這個閉關或者入定這樣的一種做法，那個其實你把它稱為睡覺是不一樣的，是不對的。

　　他在商學院里頭，在這么一個大學靜謐的一個環境當中休養生息，把他浮躁的部分給他去掉，然后在大學這個環境里頭去修煉自己的身心，這很重要，這不是簡單的睡覺。第二個交友或者說是social，社交的這個功能，它也不是那么簡單的，因為要完成社交這個功能，在我們社會里頭有很多很多的形式，像俱樂部呀，各種愛好者的這個小圈子，很多，可是這些人他們不是選擇在那種氛圍里頭去交友。

　　而是在大學，在學習研究的氛圍里頭去交朋友，他里頭所蘊含的這個含義是非常正面的，它里頭是有正能量的，所以我還不會簡單的把這個到商學院來學習，當做僅僅是交朋友，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交朋友，這個才是本質。

　　網易財經：如果讓您選擇一個學院來商學院，您的選擇標準是什么?

　　駱玉鼎：我們的選擇標準兩條，一條叫進取心，第二條在他的道德感，如果沒有進取心，那么這個學生實際上是沒有培養前途的，多數的學生如果他要申請商學院，因為來商學院學習，第一他要付代價，這個代價是兩方面的，時間和金錢他都得要付出，他來這個商學院學習，這種人已經是有進取心的了。

　　但是還不夠，我們要從這個申請人當中按4.6比1的比率，從里頭把更有進取心的那部分人給挑選出來，這一點很重要，但是我們挑選的時候我們也非常注意，如果這個人他為了達到他的目的是不擇手段的，那么這種人很危險，這種人的話，我覺得商學院其實也可以給他們提供一些教育。

　　但是我們不希望他們成為我們的校友，是這樣的。

　　網易財經：那您剛才說商學院最終的使命是推動商業文明的發展，中國從傳統上來講，家國天下的這種情懷是比較濃厚的，而商學院的課程設置又比較西化，這種如果算是一種中西合璧，算是一種融合的話，該怎樣去融合，就像上海商科大學它的校訓是厚德博學，經世曠世，怎么去做一個緊密的結合呢?

　　駱玉鼎：如果認為西方的教育僅僅是傳授一些技術，一些小道的話，這是不對的，我們商學院教育，共同的特點都是使命驅動的，所以任何一個商學院在它的使命陳述里頭我們都能看到，它的家國情懷一點不比中國，中國人少，它的這種愛國的精神，對整個人類，對整個社會的擔當的意識，一點不比中國人少。

　　比如舉個例子講，我們上海財經大學經常模仿這個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或者倫敦商學院，這個學校的話，它的校訓里頭明確寫出來的，它要做到要World reach，要達到全世界，你看，這個它的抱負還不僅僅是一個小家，一個小國，而是整個全世界。

　　這個中國的，或者東方的商學教育，和西方的商學教育，它最高的追求其實都是一致的。

　　網易財經：一致的。

　　駱玉鼎：嗯，都是要追求對商業文明要有貢獻，對價值觀的倡導，這個非常重要。

　　網易財經：實際上這些年中國的民營企業發展是非常快的，商學院跟企業之間的這種互動關系，它是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呢，比如說它是一個智囊，還是一個導師，還是一個促進中國企業發展的一個參與者?

　　駱玉鼎：作為商學院來講，我剛才提到了，我們的理想的模式是政府、企業和學界應該是三分天下，沒有哪一方特別的優勢，也沒有哪一方特別的劣勢，這樣的話我們這個生態就均衡了，但是在目前來看，商學院在三分天下這個過程當中，它所占的比重還稍微弱了一點。

　　也就是講，對商業文明或者大學它的價值，大學的重要性，還沒有體現足夠，這是一個初期的一個階段的特色了，但是我們在朝著這個方向在努力。

　　你剛才講的幾個功能，我覺得呢都是商學院要追求的目標，我們要成為企業家的導師，同時也要成為企業家的朋友，還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從企業家身上去吸取現實當中的能量，并且把這個能量經過提煉，經過我們重新熔煉以后，通過提升之后，再往下傳下去，商業文明要有一個薪火相傳的一個傳承的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或者這個傳承的使命，應該由商學院來承擔。

　　第三節 中國商學院在實踐方面比西方做得好

　　業界都認為，經營商學院應該最大限度的保持它的獨立性，但受到制度、資源、社會的約束也不可避免，而教育家們只需要做到提高我們的質量即可。在中國，由于特定歷史原因，商學院發展經歷了斷層，但這并未影響教學研究的開展，僅僅20幾年的時間，中國商學院的理論實踐能力甚至已超過外國商學院，這是可喜的事情。

　　網易財經：那您認為現在商學院的獨立性是不是還不夠?

　　駱玉鼎：商學院的獨立性是每一個商學院都追求的一個目標，但是我們講，所有的獨立性都是有邊界條件，都有約束條件的，要想完全獨立，這是不可能的，你在經費上，你在管理制度上，你在學位授予上，甚至在授課的內容上，那么都要受到一些體制的、機制的，或者資源的約束，這個獨立呢，我們想如果說憑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辦一個商學院，完全不考慮外部約束，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它里頭最關鍵，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講的這個三分天下的這個精神實質，這個底氣你要在，也就是說我們商學院在辦學過程當中，我們有依賴于政府的部分，也有依賴于企業的部分，有依賴于體制內的部分，也有依賴于體制外的部分，但是這個依賴和相互需求的過程當中，應該是比較獨立的，有一些根本的東西你不能夠去放棄，這是教育家他應該做的事情。

　　網易財經：我們注意到西方的商學院有很多教授他們都在一線工作過，比如說在一些企業擔任某些職務，我想問一下中國的商學院有沒有這樣的現象，比如說你們學院的一些教授?

　　駱玉鼎：如果僅僅從數據上看的話，中國的商學院甚至比國外的商學院在理論聯系實踐方面還要來得更好，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你去西方的一個商學院去看，商學院的教授能夠擔任一個大型公司的董事，這種情況是非常少見，非常罕見的。

　　但是在中國由于我們體制上面這個硬性的規定就造成一個情況：大量的商學院的教授，尤其是會計、金融、商法方面的教授，大量的擔任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以我們財經大學為例，我們商學院里頭一共有48名教授擔任不同的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

　　這個獨立董事他是一個高級管理人員，如果說這個獨立董事真正履行獨立董事的義務和職責，那么他對企業的經營應該是非常精通的。

　　網易財經：是。

　　駱玉鼎：而且這些企業它是上市公司，規模和體量是不小的，所以在這些企業里頭去擔任獨立董事，理論上講，他們應該對企業有比西方的商學院教授更多的接觸，當然現實當中的情況可能不完全如此，不過從西方的情況來看，也不是所有的商學院教授都有企業實踐的經驗。

　　網易財經：是，也有純學院派的。

　　駱玉鼎：他們實際上對商學院教授有兩種，有一個類群的劃分，一種叫AQ，叫學術合格的商學院教授，一種叫PQ，叫實踐合格的商學院教授，當然最好是這個教授他既是學術合格，那么同時也是實踐合格。國外的商學院的標準是AQ+PQ兩種教授，達到商學院教授90%以上，那么這個商學院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商學院了，大概是這么一個情況。

　　第四節 說中國企業家文化水平低是錯誤的

　　駱玉鼎不贊同楊壯關于“中國企業家知識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觀點，反而認為這部分人群很有文化，很有能力，如果這些企業家沒有能力是不可能在各個行業搞得有聲有色的。不過在中國，嚴格的來說，是在90年代之后才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及企業家出現的。

　　網易財經：我們上幾期節目采訪了北大國際的楊壯教授，他說了一句話，大概意思是說，中國企業家的知識文化水平都很低，因此需要到商學院來充電，那您認為中國的管理者最迫切需要提高的環節在哪個地方?

　　駱玉鼎：首先我對楊院長的看法還有點不同的想法，如果一個人，他是知識完全沒有知識文化水平的話，那么他應該接受的是初等的教育，或者是中等的教育，而我們高等財經教育這個前提就是這個人，恐怕他應該已經具備了比較高的文化知識水平。

　　網易財經：是。

　　駱玉鼎：所以如果北大國際是希望把這樣的知識文化水平低的學生吸納過來的話，楊院長可能在表達上有點出入了，當然我相信這不是楊院長的本意，因為我知道北大國際的學生他的素質其實是比較高的。那么話就延伸開來了，對我們這一代的企業家的評價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評價水平。

　　那么剛才您也談到了，我們中國的改革開放，從1979年才開始，實際上在那一段時期當中，也并沒有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如果要算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的出現，差不多1992年之后我們才看到很多企業真正出來了，所以你現在看，不管是在通訊行業，在能源行業，在我們支柱產業的房地產業。

　　它的歷史也就是20年左右，那么這些企業家，如果完全是由沒有文化的人來帶領的，我們沒有辦法解釋，就是中國在過去20年甚至30年的時間當中有這么高速的發展，這個不太可能，所以我想要說企業家們都是沒有文化的，這個是不對的。

　　網易財經：還有一點，我發現現在最前沿的一些商業理論研究成果都不是國內的，我們商學院發展都快三十年的時間了，您覺得為什么會沒有改觀呢?

　　駱玉鼎：商學本身也是從西方過來的，甚至我們在1917年成立上海商科大學的時候，國立上海商學院的時候，我們講從西方要引進貝先生，這個貝先生就是Business，你看中國沒有，我們要從西方去引進來，所以我想從西方去學習這個是有一個過程的。

　　那么徒弟要超過師傅呢，也是有一個過程的，別人的商學院已經有比較長的歷史，而我們真正第二次創業，也無非就是二、三十年的時間，這個肯定是應該有一個過程的。

　　但是反過來說，說我們現在西方的商學或者經濟學最新的成果里頭，我們會發現，有90%以上，實際上是不重要的，或者再過一百年，這些理論當中99%以上的理論會被湮沒掉，會被淘汰掉，根本沒有人看的，所以我想，不在乎于這個理論的建樹有多么的多，而在于這個理論它的延續，它的影響有多么的長。

　　那么中國也不急于說，我們的這個商學教授，經濟學們去創新各種各樣的理論出來，你只要能夠解決中國現在的現實，能夠為中國的經濟的發展，找一條路，為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它的崛起找一條路，這條路是有中國特色的一條路，圍繞著這個目標，我們建立我們的目標，有一個就可以了。

　　第五節 商業道德敗壞因只顧眼前利益

　　對于近些年中國不斷曝光的商業造假、誠信問題，駱玉鼎認為，這跟我們的經濟發展較快，是有密切聯系的，經濟形勢好，大家想的都只是掙錢，必然忽略了道德建設，商人、企業家只顧眼前利益只顧發展機會，所以出現違背商業倫理的事件在所難免，再則經濟學理論也在操作指導上對他們有理論的支持，因此這種失序的狀態，只能用時間去慢慢屏蔽掉。

　　網易財經：最近幾年中國社會不斷地曝光出來一些社會誠信、商業道德的問題，您認為這是我們哪里出了問題，癥結在哪兒?

　　駱玉鼎：我想，這個唐太宗李世民說過一段話，他說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還有“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我們現在要評價當前的這個現象，我覺得很有必要是以古為鏡，一個國家當它的經濟快速起飛的階段。

　　因為它的機會特別的多，在這個時期的話，它的道德淪喪的現象是特別的突出的，我們從三十年代的美國、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韓國、日本，你從文學作品或者在電影、電視劇上都能看出來，在經濟發展最快速的那段時期，往往這個社會它的混亂程度也達到了一個頂峰，所以黑幫呀，腐敗呀，各種丑惡的現象都會出來的比較多。

　　我想是除了文化根源、制度根源、法律要素和教育之外的一個大的一個趨勢，這個是，我想別的東西都沒辦法解釋的，只能用我們歷史的觀點來去看。

　　中國發展這么快，那么它在各方面給你帶來的沖擊都是巨大的，所以有一些領域里頭出現了失序的狀態，我覺得是一個地勢的必然，過了這段時期就會好。

　　網易財經：過了這段時間就會好嗎，商學院會不會給他們一些啟示或者作用，您覺得有沒有這個使命感?

　　駱玉鼎：我覺得商學院它的價值就在這里頭，為什么說會有這么多的失信，會有這么多違背商業倫理，商業道德的事情會發生?是因為我們現在經濟發展的快，我的機會出現得特別的多，所以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地方，從普通人到商人，他們現在流行說的一句話都是要“抓住機遇”，好像稍微一不留神，錯過了一個機遇的話，我就會差很多。

　　哎，這樣的一個概念不斷地被現實所證明，比如說一個人，假如說他在十年前，他沒有買房，那么他會發現，到今天他恐怕辛苦半輩子，他也買不起一套房，如果一個企業家他沒有在二十年之前選擇讓企業上市，到今天他的數量級就比別的企業就低很多，如果一個企業它在五年前沒有拿到某一塊牌照，那么今天它可能就已經死掉了。

　　所以說大量的事例在教育人們，不抓住這個機會我就會后悔終身，所以為了抓住這些個機會，人們就不顧一切的去做事，而且更有意思的是，經濟學理論還支持他們的行為。

　　經濟學理論告訴你說，如果我們考慮長遠，從長計較，考慮千秋萬載，然后做出現在的決策，這一定叫最優決策，但是由于信息是不對稱的，每個人掌握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所以要從長遠的觀點去做一個長遠的，最優的一個決策是辦不到的，那么退而，退一步來說，什么叫最優呢?

　　現實當中的次優決策就是最優，而次優決策它就是只顧眼前，不顧未來，這樣子你才能夠抓住那些所謂的機遇，當然人們就會不安寧，就會躁動，社會就會浮躁，企業家就會整天去忙于去公關，去應酬，去希望在茫茫人海當中抓到所謂的機遇。

　　大學(商學院)它的要害就在于，它能讓你的心沉靜下來，當你的心跟古代的哲人，跟現代的大師，跟我們的書本在一起的時候，這個浮躁的心會寧靜下來，我想每一個讀書人都有過這樣的體會：當你看到一個真正有價值的一個書的時候，你的那個浮躁就會少很多，他們在大學(商學院)里頭來修煉。

　　我覺得有助于他們用一顆更平常的心，去追求一個更長遠的一個目標，真正做有價值的事情，這是商學院它有吸引力，有魅力的地方，所以我們看到，有很多水平很高的企業家。

　　比如我知道柳傳志先生，好像在北大就讀了這個MBA，王石先生他專門跑到哈佛大學去學習這么一段時間，這說明什么商學院它有價值，它能讓人寧靜下來。

　　第六節 為上海發展國際金融提供人才服務

　　網易財經：我們上海提要建國際金融中心，您認為商學院在這一過程中間起什么作用?

　　駱玉鼎：嗯。

　　網易財經：您認為商學院在上海要，要成為這樣一個金融中心這么一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駱玉鼎：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呢，它既是上海的需要，其實也是我們國家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我們國家戰略的一個需要了，那么商學院的話，它應該有四個功能，或者說所有的大學有四個功能：我們要創造知識，要培養人才，要服務社會，還要做好文化的創造和文化的傳承，其中第三個功能，就是服務社會了。

　　那么商學院的話，在我們1932年商學院的校訓里頭就講明白了，當時上海就已經是遠東國際金融中心了，所以我們發現事情很有意思，我們在80年之后再來提要建國際金融中心，80年之前它已經是國際金融中心。

　　網易財經：對。

　　駱玉鼎：而且商學院在組建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來，我們要以這個國際金融中心作為我們商學教育最大、最好的實驗室，同時我們這個要叫，這個學界和商界要“聯富并樂”，然后我們“相得益彰”，這是在80年前提出來的，今天我覺得我們的財經大學的先輩，他們提出來的這些口號和想法，完全適用于我們今天，我們也一樣的。

　　第一我們要對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供服務，第二就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過程當中，對商學院的提升也有非常大的幫助，也有非常大的幫助。

　　第七節 接班人要學習創業者具有開拓精神

　　網易財經：您怎么看中國的創業者跟繼承者這樣一批人的不同之處?

　　駱玉鼎：我想呢，一個創業者和后面繼承這個事業的人，他的潛質上是會有一些差距，創業的人懷著夢想，一無所有，然后把這個企業給它做大，他的企業家精神體現得特別強，他有特別大的熱情，做事的沖動，他們第一批創業的人，可能是在非常艱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做成這些事情的。

　　企業家的價值遠遠的比企業的價值還要大，甚至有時候我們看到，當我們談到一個企業的時候，我們想到的不是他的上萬名，幾十萬名員工，我們一下子想到的是那個企業家，但是到第二代企業家，當這個企業慢慢的從創業階段走向規模擴大，走向成熟的時候，那么企業家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或者說有相當多的企業家，他就從一個精神領袖的這么一個地位，慢慢的就退化成一個管理人員了。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企業家他的素質更多的就是他如何科學的，系統的去現代化的管理這個企業，而不是再讓他繼續的野蠻生長下去，所以這兩代企業家，他個人的特點，應該說看起來是很明顯，很明顯。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這個企業經過成熟階段之后，等著它的就一定是衰落，很多的大企業最后都走向滅亡，走向衰落了，所以不創新就沒有活路，所以我們還是希望，第二代、第三代的企業家，在科學化管理的技術上，也應該向他們的前輩學習，去繼承他們那種開拓進取的企業家精神，去繼承他們那種忘我工作，拼命的那種斗志，這個很重要。

　　網易財經：除了工作之外，您的業余愛好是什么，或者說您的夢想是什么?

　　駱玉鼎：實際上我這個人除了工作之外，好像東西就不多了，所有商學院的院長大概都有這么個特點，商學院的院長，跟別的這個什么數學學院、物理學院或者經濟學院的院長都是不一樣的，他工作的強度非常的大，就我個人來講，其實我除了是一個教授，是一個院長之外，我本身是一個金融教授，這就決定了我實際上在金融投資上很有興趣，所以我個人有時候也會做一些投資，或者自己即便不做投資，也會花一些時間，去看市場里頭出現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去分析它們，這個是我的樂趣。

　　網易財經：最后一個問題，您最近在關注什么?

　　駱玉鼎：最近我關注的東西比較多了，最近的話，比如說我們某一些股票它的表現啦，它的反應啦，某些行業，在遇到外部沖擊的時候，它的抗壓力的情況啦，等等，很多，不過具體而言，因為我自己的領域是一個比較小的領域，叫衍生品，這個領域它給我提供的樂趣是足夠多的，衍生品種類很多，很復雜。

　　網易財經：是。

　　駱玉鼎：它內部運行的機制又很精巧，所以說如果你去看衍生品，研究衍生品的話，它帶給你的樂趣，跟你去下一盤圍棋，下一盤象棋是差不多的。